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
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
【本书精要】：本书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皮亚杰对于认识论的观点，提出认知结构的建构理论，强调主体认知结构在认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首创临床谈话法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理论。本书对于促进科学认识论的丰富与深化，促进儿童智慧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介绍】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其儿童认知发展理论成为发展心理学中的经典理论。皮亚杰被认为是心理学史上除弗洛伊德之外影响力最大的人，正如英国发展心理学家彼德•布莱恩所评价的那样，如果没有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只能是一门了无生气的学问”。
虽然皮亚杰早年接受的是生物学训练，但他在大学时就已经涉猎许多心理学流派和理论，如病理心理学、精神分析理论以及荣格的学说等。1915年、1918年皮亚杰在纳沙特尔大学相继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21年任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实验室主任，1924年任日内瓦大学教授。为了致力于发生认识论的研究，1955年皮亚杰在日内瓦创建“国际发生认识论中心”，汇聚世界各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逻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和控制论学者研究发生认识论，对儿童的概念形成和认知过程进行多学科的系统研究。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认识既不是先天具有的，也不是对外在事物的机械反映，认识是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建构起来的。皮亚杰关于认识的“双向建构”和“自动调节”的观点，为长期以来认识论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解决途径。发生认识论的研究为后来的认知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人工智能学的产生。在儿童认知发展方面，皮亚杰提出的图式、同化、顺应、平衡的概念较好地解释了认知发展的机制。同时，他的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理论将儿童的发展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这一理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影响相当深远。此外，皮亚杰首创了临床谈话法，使儿童心理研究变得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
皮亚杰先后当选过瑞士心理学会、法语国家心理科学联合会主席，1954年任第14届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主席。鉴于皮亚杰对心理学所做的突出贡献，1968年美国心理学会授予其心理学卓越贡献奖，1977年又授予桑代克奖。此外，1972年他还在荷兰获得相当于诺贝尔奖的“伊拉斯姆士”奖。
皮亚杰一生著作颇丰，共发表50多部专著和500多篇论文，其代表性著作有《儿童的判断和推理》（1924）、《儿童的道德判断》（1932）、《儿童智慧的起源》（1936）、《智慧心理学》（1947）、《发生认识论原理》（1970）、《结构主义》（1971）、《认知结构的平衡化：发展的中心问题》（1975）等。
【作品内容概述】
皮亚杰1970年出版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是根据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发生认识论”为题的四篇讲演整理而成的。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认识的形成”，从心理发生角度分析了认识的获得机制与发展阶段。第二章“原初的有机体条件”，从生物发生角度分析了认识的起源和机制问题。第三章“古典认识论的重新思考”，考察了逻辑学、数学、物理学中的认识问题，皮亚杰提出各个学科都应有自己的认识论，而认识是不断建构的产物。下面我们分别介绍这三章的主要内容。
第1章 认识的形成（认识的心理发生）
皮亚杰从心理的发生发展来解释认识的获得，他强调认识是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建构起来的。“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它们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识的。”也就是说，认识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源的，皮亚杰认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联系起来的理论来加以说明。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要依赖于中介物来实现双重建构，这种中介物最初是活动，然后是知觉，通过这些中介作用，个体发生从感知动作到概念化思维的转换。
在用心理学术语描述认识时，皮亚杰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用格局（Schema）、同化、调节和平衡等概念来说明认识的机制。所谓格局（Schema），一般译为图式，指动态的可变结构。格局可以说是认识结构的起点和核心，个体正是借助于原来具有的格局，才能对外在刺激做出反应。而同化就好象消化系统一样，将这个刺激吸收到格局中来。同化不能使格局改变或创新，只有自我调节才能起这种作用。调节一般译为顺应，指个体受到刺激或环境的作用而引起和促进原有格局的变化和创新以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
皮亚杰把适应看作智力的本质，适应包括同化和调节两种作用和机能。所谓适应，是指同化和调节这两种活动达到相对平衡。平衡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平衡状态不是绝对静止的，一个较低水平的平衡状态，通过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就过渡到一个较高水平的平衡状态，这样认识结构就得以不断发展，以适应新环境。
皮亚杰理论的第二个特点是用逻辑和数学的概念来分析说明思维的发展过程，并引进了一些逻辑、数学的术语。皮亚杰用运算（operation）这一术语来说明儿童的活动类型。运算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能协调各种活动成为一个整体运算系统。运算具有如下特征：（1）它是内化了的动作；（2）它是可逆的，可以朝着一个方向进行，也可以朝着相反方向进行；（3）它是守恒的，一个运算的变换经常使整个体系中的某些因素保持不变。这种不变性称为守恒；（4）它不是孤立的，能协调成为整个运算系统。皮亚杰就是以运算作为儿童思维发展的标志，来划分四个大的年龄阶段的。
（一）感知运动水平（从出生到2岁左右）。这一阶段的儿童没有表现出自我意识，没有获得永久客体的概念，也没有能力区分主客体的关系。在认知建构过程中，婴儿把每一件事物都与自己的身体关联起来，好像自己的身体就是宇宙的中心一样——但却是一个不能意识其自身的中心。也就是说，这时的儿童认识是极端自我中心化的。
在感知运动阶段，儿童是借助于感知和动作来与外在世界互动的。儿童此时的各种活动不能整体协调起来，每个活动都是一个小小的孤立整体，例如吮吸、注视、抓握等。在依靠动作感觉来应付外界环境时，儿童的动作不能在头脑中进行，必须表现为外在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唯一可参照的就是身体本身，于是自然产生了一种朝向身体本身的中心化，虽然这种中心化不是有意识的。如何证实活动缺乏协调、主客未能分化是与身体中心化相联的呢？皮亚杰观察到，儿童从一岁到两岁之间，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说活动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了，儿童开始认识到自身是活动的来源，也是认识的来源，儿童因此获得了主动性，这使活动变得协调并且彼此关联起来。活动的协调使儿童能够让客体产生位移，而逐步加工制作成的“位移群”使儿童有可能获得一定的时空永久性，进而获得客体永久性，这时儿童才真正成为这个宇宙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最早被儿童认为是永久客体的就是作为非我的他人。
感知运动阶段的儿童开始能够运用某种原初的格局来对待外部客体，但其感知运动的智力还不具备运算的性质，因为儿童的活动还没有内化。从感知运动水平往后发展，主客体的分化与日俱增，主要朝着两方面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彼此协调和主客体之间的协调。
（二）前运算阶段（2岁左右到6、7岁）。皮亚杰将这一阶段分为两个水平，即前运算阶段的第一水平和第二水平。从感知运动阶段发展到前运算阶段，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为感知运动阶段的格局还不是概念，它们只能通过动作或实物起作用，而不能在思维中被操作。此时的儿童还没有获得在意识中表征格局的符号系统。随着儿童实践活动的增多，语言、象征性游戏、意象日益丰富，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逐渐获得了一种内化的、概念化的新型活动。
在前运算阶段的第一水平中（2岁左右到4岁），儿童以表象的形式把活动内化，实际上就是把活动的格局转变为名副其实的概念，那怕是非常低级的概念。此时儿童获得的概念称为“前概念”。这一时期儿童的格局是表象性思维，皮亚杰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有相当大的进展，进展沿着两个方向前进：（1）主体内部协调的方向，其结果是产生未来的运算结构或逻辑数理结构（2）客体之间的外部协调方向，其结果是形成广义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儿童很快就变得能完成初步推理、把空间的图形分类、建立对应关系等任务。同时，儿童表现出不停地提“为什么”的问题，这标志着因果性解释的开始。
从感知运动过渡到概念化活动，儿童社会生活的扩展、语言智力的发展、模仿活动内化为表象形式，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是，从感知运动格局到内化概念的过渡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缓慢的分化过程，需要借助于同化性转换作用，即此时儿童认识客体仍然不能摆脱中介物，认识事物大部分要依赖于表象的心理活动。可以这样理解，前运算阶段第一水平的儿童，尚处在活动格局和概念之间的过渡阶段。
在前运算阶段的第二水平中（5岁到7岁），儿童通过“组成性功能”来发现某些客观关系。所谓组成性功能指一个变量可以通过它对另一个变量在功能上的依存关系而引起变化。也就是说，此时的儿童能够理解，两个具有关联属性的客体其变化是相互依存的。这是一种新的认知功能结构。但组成性功能本身并不是可逆的，而是定向的，它代表着一种不完全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最适宜说明活动及其格局所显示出的依存关系，只是还没有达到运算所特有的可逆性和守恒性。正因为不具备守恒和可逆的思维特性，在这个水平上的儿童还缺乏传递性观念，不能进行基本的推理形式。比如，已知A>B ，B（三）具体运算阶段（6、7岁到12岁）。这一阶段的儿童，已经形成初步的运算结构，能对命题和概念进行具体运算，即能在联系具体事物的情况下，进行思维的逻辑运算。但此时的运算还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表象的支持，还不能对抽象的复杂关系进行运算，因此称为具体运算阶段。这一阶段是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他们获得了可逆性转换和守恒的概念，这使他们具有了运算的资格。运算具有两个显著特性：一是依靠正向和逆向的推理，个体能够预见运算的结果；二是系统的闭合性。这两个特性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是传递性和守恒性这些运算结构所共有的。
皮亚杰认为，在具体运算阶段，儿童的认知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使高级结构从低级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反身抽象；第二方面是协调，这种协调是朝向系统整体的，因而能够产生出系统的闭合；第三方面是协调过程所特有的自我调节，它使系统的联结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具有了反身抽象、系统协调和自我调节的认知功能。但是，与形式运算阶段的儿童相比，这一阶段的认知也存在局限。首先是此时儿童还不能通过假设来推理，不能脱离具体表象来操作运算结构；其次，具体运算结构的组成是一步一步进行的，不是按照任何一种组合原则。这些局限直到形式运算阶段才得以克服。
（四）形式运算阶段（12岁到14、15岁）。所谓形式运算，指认知不受具体事物内容的局限，通过假设演绎的方式进行推理，形成完整的认识结构系统。此时的运算是由命题或形式运算组成的，是对“运算的运算”或二级运算。达到形式运算阶段的运算结构已趋于成熟和完善，具体运算阶段的局限性克服了，思维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儿童能运用不同的认知策略，能从许多角度和观点看问题。
形式运算阶段有2个主要特征：其一是儿童有能力处理假设而不只是单纯地处理客体，假设的内容则是类、关系等能够直接予以证实的命题内运算；其二是从假设到结论的演绎性运算属于二级运算，即对运算的运算。皮亚杰认为这种运算包括应用蕴含的运算、应用命题逻辑的运算、关系的运算以及协调两个参照系统的运算等。形式运算不再像具体运算那样一步一步地建构了，它可以借助于组合系统而使认识达到一个范围无限的可能性。
对运算的运算是反身抽象的结果，这使得主体的逻辑数学运算逐步内化，最后导致转换系统特有的超时间性出现，于是儿童就不再受实际转换的束缚了。此时的儿童在运算结构上获得“四变数群”（即INRC群），即在命题组合之内的反运算和互反性运算联合组成的一个新的运算系统。儿童能根据4种可能性把逆向性和互反性进行各种转换。这个阶段的形式运算使个别结构达到综合性水平，这是逻辑思维的高级阶段，同时也是智慧发展的最高阶段。
第二章 原初的有机体条件（认识的生物发生）
皮亚杰认为有必要从生物学方面来考虑认识论的问题，他说：“心理发生只有在它的机体根源被揭露以后才能为人所理解”。按照皮亚杰的观点，生物的发展是个体组织环境和适应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生物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本章中，皮亚杰谈了4个问题，分别是拉马克的经验主义、天赋论、从本能到智力、自我调节系统。
（一）拉马克的经验主义
拉马克的经验主义强调环境的决定作用，认为受环境影响而获得的习惯可以解释有机体形态发生上的变异和器官的形成。但是拉马克学说缺乏变异和重新组合的内在能力的概念，也没有自我调节的主动能力的概念。皮亚杰强调有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环境变化引起有机体的不平衡状态，有机体通过一种组合性创造办法，从而带来一种新的平衡形式。
皮亚杰认为行为主义著名的S—R公式坚持了严格的拉马克精神，并没有受到同时代生物学革命的影响。皮亚杰提出对这一公式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因为它忽略了认识过程中人的能动作用。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反应，主体就必需有反应刺激的能力，这种能力相当于瓦丁顿在胚胎发生学领域内所称的“能耐”。因此S—R公式应该写作S（A）R，其中A是刺激向某个反应格局的同化，而同化才是引起反应的根源。修改后公式的含义是，当外部刺激作用于机体时，机体并不是消极地接受这一刺激，而是利用自己现有的格局将刺激过滤改造，使之变为组织所能吸收的形式。刺激这样被同化，就是客体作用于有机体，有机体改造客体的结果。皮亚杰认为这种修改涉及到认识发展的中心问题，因为学习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这种做出反应的能力。
（二）天赋论
皮亚杰指出，在环境决定论和天赋论之间，其实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看到环境与天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自我调节的机制。
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先天性语言获得装置”，认为“生成语法”的转换规则是一种先天的固定内核，这种内核包含诸如主、谓语关系之类的某些必要结构。著名的生态学家洛伦兹同样认为认识结构是天赋的，它是作为一切经验的先行条件而生物学地预先形成了的。皮亚杰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吸收，认为其有合理之处，比如儿童的感知运动性智力确实是以神经的成熟为先决条件的，但乔姆斯基的严重不足在于他把各种转换规律看成是由某种稳定的核心句所派生的，并把这种稳定的核心句看成是天赋的固定格局。皮亚杰反对这种先天固定格局的假设，认为概念、范畴、认知结构以及一切理性认识，无不是主体的后天动作建构的产物。如果把这些看作先验的东西，就会把它最初的来源神秘化。
在皮亚杰看来，遗传与成熟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们只能决定后天成就的可能性范围有多大，至于后天成就的现实状况则取决于外界环境所给予的条件，以及由自我调节引起的逐步内部组织化。总之，皮亚杰在解释认识发生时认为，要说明认知性行为——或者要说明有机体的任何改变，我们必须求助于为经验论者所忽略的内源因素，但是绝不能因此说每一种内源的东西都是从一种遗传程序设计派生出来的，我们必须考虑自我调节因素，这些因素同样是内源的，但是它们的效应却不是内在的。自我调节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自我调节是遗传特性传递下去的先行条件；（2）自我调节比遗传特性的传递更为普遍；（3）自我调节导致高级水平的必然性出现。
（三）从本能到智力
皮亚杰认为，本能包含有行为内容和行为形式的遗传程序编制。例如一些类似于前言语智力的结构，它们是天赋的，因而是固定不变的，绝对不会为表现型的建构所改变。但智力是如何从本能发展而来的呢？皮亚杰认为，必须区分本能的水平，有三种按阶梯等级排列的本能水平：（1）存在着为一切本能行为所共有的特点，亦即为可以称之为一般协调作用所共有的特点；（2）存在着行为内容在遗传时的程序化；（3）存在着个体对多种多样的环境的适应，这些适应趋向于顺应环境或者说顺应经验。而从本能到智力的过渡时，唯一被减弱的东西是本能的第二水平，也就是行为内容在遗传上的程序化。
智力从本能中出现，伴随着方向不同但具有内在联系的两种发展，一种是内化的发展，发展方向是朝向逻辑数学方面；另一种是外化的发展，其发展方向是朝向学习与经验。这样，智力的发展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
（四）自我调节系统
皮亚杰指出，认识结构既不是固有地预先而成的，也不是通过环境简单地对认识结构发生作用，在认知结构获得和发展过程中，具有趋向于平衡的自我调节系统起着关键作用。这些自我调节系统存在于有机体的各个功能水平上，从染色体组织到行为本身，自我调节反映了生命组织的最一般特征，也是有机体反应和认知反应所共有的最一般机制。
自我调节对解释认知结构的形成特别有效，它为我们提供了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无限重建过程的图景，不是高级形式预先就包含在低级形式之中，而是高低级形式之间的联结仅仅是功能上的类似。也就是说，在自我调节的各种形式中，在行为水平上观察到的情境似乎是有预兆的，因为不断的自我调节能产生结构上的连续性。皮亚杰认为，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自我调节随处发挥自己的功能以保证同化和顺应的正常进行，主体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改造者。自我调节概念的引入对理解主体的能动作用有积极意义。
0 第3章古典认识论的重新考虑
在完成对认识发生的心理机制和生物起源的分析后，皮亚杰在第三章中考查了具体学科的认识论问题，包括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的认识论。他认为这些认识同样是不断建构的产物。建构构成结构，结构对认识起着中介作用；结构不断地建构，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到更为复杂的结构，其建构过程则依赖于主体的不断活动。本章分为四个部分，即逻辑的认识论、数学的认识论、物理学的认识论以及建构主义与新特点的创造。
（一）逻辑的认识论
皮亚杰认为，关于逻辑的认识论要弄清三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形式化的程序和自然思维的程序之间有什么联系；被逻辑形式化了的是什么；为什么形式化会有戈德尔意义下的局限性。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在皮亚杰看来，形式化可以被认为是思维发展中已经出现的反身抽象过程的一种扩展，但由于形式化具有日益增加的专门化和一般化，它形成各种组合具有不受拘束和丰富多彩的特性，这就大大地超越了自然思维的范围。
至于被逻辑形式化了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最初假定是：逻辑就是我们对客体的认识的公理化，它从客体的形式或客体间的关系，不以客体某种量的特性或物理特性为转移。但如果从主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则应该把逻辑看作是一种语言，它是认识的一种纯粹形式，这种纯粹形式的公理化只与分析的性质或同语反复的性质有关。皮亚杰认为，逻辑就是自然运算结构的形式化，每个形式化了的体系都是以公理为依据的，选择公理有三个标准：这些公理必须是充分的、前后一致的、和相互独立的。
第三个问题，尽管形式化有其独立性和威力，但但正如戈德尔指出的，形式化具有确定不移的局限性，那就是：非常彻底的形式理论，如果只根据它自身的体系，是既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也不能证明其所有定理的可判定性，它还需要以“更强的”体系作为基础来做出这种证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皮亚杰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获得把结构按其“强度”排列的阶梯式体系，二是需要对结构作建构主义的处理。这样，逻辑的形式化就和发生学的建构具有了某种类似性，把发生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逻辑认识论中，可能会大有助益。
总之，皮亚杰指出，一切认识在初级水平都是从经验开始，但从一开始我们就能区别出从客体做出抽象的物理经验，和从主体活动间的协调做出反身抽象的逻辑数学经验。他认为我们可以越过那些可观察的东西来尝试着建构结构，因此逻辑可以看作结构的形式化，以及随后对这些结构的超越。
（二）数学的认识论
数学的认识论有三个传统的主要问题：（1）数学建立在为数不多的概念或公理之上，但为什么如此富有成效呢；（2）数学具有建构特性，但为什么它却具有必然性并保持着恒常的严格性呢；（3）数学具有完全的演绎性质，为什么它却跟经验或物理现实相一致呢？
皮亚杰认为，每个新数学关系或新结构从它构成的瞬间起就具有必然性，正是这个“必然的建构”引起了它的组成机制问题，而发生学的研究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即数学的组成机制问题与儿童早期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东西存在着某种关系——数学家对运算不断地、有意识地、经过反复思考地建构运算，与儿童建构数或量度、加法或乘法、比例等等那种最初综合或无意识地协调，这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全部数学都可以按照结构的建构来考虑，而这种建构始终是完全开放的。因此发生学的研究对这些建构的心理根源，甚至生物根源，提出了可能的假说。
至于数学的必然性和严格性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丰富性和必然性总是密切相连的， “现代”数学的显著进展，是以增多了的建构性和提高了的严格性作为其特点的。也就是说，结构的增多是丰富性的标志，而结构的内部组合法则或外部组合法则，要根据结构的反复迭代所引起的闭合性来保证结构的必然性。在此要区分“强结构类”和“弱结构类”。
（三）物理学的认识论
皮亚杰指出，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中，在一次次的科学革命中，一方面许多古典概念动摇了，需要重新建构；另一方面，某些概念似乎比其它概念更具有抗变能力。皮亚杰分别分析了物理学中运动学的关系、“作用”这个物理量和一般因果解释、事件的恒常性和因果性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物理学所要求的运算，不论是作为主体的物理学家的运算还是包括在客体作用中的算子运算，都远远超出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构架，其理由是物理学总是与起结构作用的运算有关，而不仅与有用的步骤有关。可以肯定，在被发现之前，客体就存在着，客观的结构本身也存在着。
（四）建构主义与新特点的创造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皮亚杰讨论了认知结构的建构与创新的问题。如何确定哪些东西是创新哪些东西是预先形成的呢？皮亚杰认为，所有创新都会为新的可能性开路，从生物的变化直到人类活动和技术所特有的建构为止。
认知结构的发生是获得认识的全部先决条件，还是提供了认识的组成条件，这是发生认识论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谈及此问题时，皮亚杰指出，认知结构既不是形成于物理客体之中，也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主体自身之中，更不是形成于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世界之中。发生心理学通过对认识发生本身的分析，已经揭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Structur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转化为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最后，皮亚杰满怀希望地说，认识的原初形式与高级形式的差别比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要大得多，高级形式的建构不得不经过一段比人们所想象的更长、更困难、更不可预料的过程，而发生学的方法对这一复杂过程的研究充满前途。
【简要评介】
皮亚杰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发生认识论的理论体系。在本书中，他精辟地概括了发生认识论的两个特点：其一是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问题，其二是它的跨专业性质。通过儿童心理学，特别是儿童智慧心理学，皮亚杰把生物学与认识论、逻辑学相联系，揭示认知获得和发展的机制，从而把传统认识论改造成为一门实证的经验科学。
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皮亚杰集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认识论的观点，提出认知结构的建构理论，强调主体认知结构在认识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首创临床谈话法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些工作对教育和临床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除了从心理角度分析认识的发生，皮亚杰还探讨了认识发生的生物起源，认为生物的发展是生物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发展既不是单纯由环境决定的，也不是先天预成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天赋只能决定后天成就的可能性范围有多大，而后天成就的现实状况则取决于外界环境所给予的条件，以及由自我调节所起的作用。皮亚杰指出，自我调节反映了生命组织的最一般特征，也是认知反应的最一般机制，它对解释认知结构的形成以及理解主体的能动作用特别有效，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自我调节随处发挥自己的功能以保证同化和顺应的正常进行，主体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改造者。
由于发生认识论的跨学科性质，皮亚杰分析了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具体学科中的认识论问题，认为每一门科学都应该有自己的认识论，而这种认识论无一例外要坚持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相联系的观点。
当然，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也遭到来自不同学派的一些批评，批评的声音在20世纪60、70年代尤为激烈，代表性的意见大致有4类：一是认为皮亚杰忽视认识发展的社会实践制约性，二是认为皮亚杰对儿童认知研究的任务情境过于抽象，认知脱离儿童熟悉的生活情境，三是认为皮亚杰的理论没有对“运算结构”的内容和性质做出合理解释，四是批评皮亚杰表现出生物学化的倾向。接受批评也许是所有理论成长的必由之路，后期皮亚杰理论的自我修正以及新皮亚杰学派的出现正是这一成长路径的最好阐释。
